罗西北教授，是著名的水电专家，曾负责设计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和龙羊峡水电
站。按理说，一个水电专家对三峡工程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应该持积
极支持的态度，但罗西北却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把电送到千里之外的华东地区，并
非合理的选择。所谓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根源在于传统的落后的经
济观点，哪儿缺电往哪儿送，而不考虑其他效益，如要淹没土地、要移民、要破坏
环境、要造成泥沙淤积、要妨害通航。

　　乔培新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共产党内管理投资的能手。三峡工程为了
上马，故意压低工程造价至３６０亿元，未将利息计算在内。乔培新一针见血地指
出，三峡工程投资将需要５千亿。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三峡工程
方案，总投资５７０亿（包括大坝发电设备、输电线路和移民投资三大项）。一年
之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就上升到９００多亿（只包括大坝发电设备和移民投资二
大项），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２５００多亿。到１９９９年全国人大、政协召开大会
时，传出三峡工程总投资达６０００亿元的消息（包括大坝发电设备、输电线路和
移民投资三大项，其中各省市“自愿捐献”给三峡移民工程的钱也计算在内），这
和乔培新１０年前的估算基本相符。

　　胥光义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曾领导研究战争中和敌方袭击下
的后勤供给，六十年代初也参与三峡大坝安全问题的讨论，对大坝军事安全特别关
心。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是在这样的假设下得到的：现代战争有预兆，三峡工程有
足够的时间放水，减少水库里的蓄水。胥光义得知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六
十年代研究的是突然袭击”，他的意思很明确：难道现代战争的形式按照三峡工程
决策者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了吗？

　　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物理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三
钱”。在波斯湾战争的阴影中，钱伟长敏锐地看到三峡大坝在未来的战争中只会成
为敌方进攻和要挟目标，三峡大坝的安危令人担忧。钱伟长未请示领导，自作主张
，就将文章送报社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到１９９８年
夏天，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唯一直接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
受到四面围攻。

　　彭德原为交通部副部长，最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影响，他还记得当年周
恩来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三峡工程自１９
９７年底截流以来，连续两年造成长江航运长时期中断，来往的乘客在三峡工程坝
址处，需要换车换船，来往的货物，不得不利用机械翻坝，重新装卸。

　　茅于轼，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桥梁家茅以升的侄子，当时就提出用建
设三峡工程的钱，在长江上游搞水土保持，种植树木，这比１９９８年朱容基提出
的在长江上游停止砍伐自然林，种植树木要早十年。如果当时采纳了茅于轼的建议
，如今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一定会改观许多，水土流失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著名经
济学家千家驹也提出用造三峡大坝的钱来发展基础教育，育人是百年大计。

三、走向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

　　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
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
的影响。

　　许多政协委员并不认为他们只是“花瓶”“摆设”，而把自己的职能，看作是
监督政府，至少也要做到如古代皇帝的谋士，肝胆相见，要做到文直谏、武死战。

　　他们大多先采取上书中共中央、陈述意见的谨慎之举。孙越琦说∶“我本着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并响应知情出力争取作共产党的
诤友的号召，以九十五岁老人，一颗赤子之心，坦率直言。”孙越琦不顾九十二岁
高龄率队考察三峡，却成了一些人热嘲冷讥热嘲的对象，称他为“垂涕之谏的政界
老人”。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许多政协委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们的意见，中国
的老百姓很少能听到。例如，周培源孙越琦等三番五次上书，要求缓建三峡工程，
试图改变决策层的观点。周培源五十年代是三峡工程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并亲自参
与领导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间的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孙越琦原为国民政府
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曾负责过三峡工程规划，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国家财政委
员会计划局的负责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周培源、孙越琦却成了政协中三峡工程异
议分子的领头人。

　　在多次上书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政协委员们纷纷写文章，希望把自己的观点
，通过新闻媒介，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孙越琦说：“提案交上去了，结果呢，没有
下文，真是说了也白说。我很赞同公开报导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但是不赞成只报
导主张早上三峡工程的一面之词。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要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不
同意见。”１９８７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田方和研究员林发棠不顾劝阻，
编著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公开发表，里面收录了政协委员孙越崎、
林华、王兴让、乔培新、千家驹、雷天觉、徐驰、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等人的
文章，周培源为此书作序。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收集了众多专家意见公开出版
的书籍，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三峡工程，了解反对派的理由，利用言论自由，争取
决策民主。不久田方和林发棠再编著一书，名《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但是一般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也不比老百姓多。例如乔培新应人民日报约稿
，将三峡工程的投资问题写成稿件，但是人民日报突然接到上头的通知，不予发表
。乔培新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是有进步的。但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论反映了一
种偏向——不够民主。只允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诉设置重重阻碍
。决策在表面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一回事。”

　　陆钦侃也说：“新闻界对讨论三峡工程的报导不公正。一方面赞成上马的消息
见诸于各报刊，另一方面我们送报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给人民群众造
成错觉。１９８８年政协开会，我和五名委员联名拟了一个提案，说关于三峡工程
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我
不明白，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说，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群众知道，要增
加透明度，象三峡工程这样动一牵万的大事，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让人民群众了
解并参与判断呢？”林华说：“看来，科学和民主还有一个过程。要实现五四运动
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真是难而又难。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太深。”

　　在民主国家中，议会中争论的问题，往往是新闻报导的热点。但在中国，政协
的争论，新闻界常常不予报导。一般老百姓都以为政协是个养老的悠闲之处，其实
政协委员在争取科学民主的进程中，要付出许多代价，承受许多压力。彭德在１９
８５年政协大会上，受七十二名代表的委托，批判１９８４年国务院草率决策上马
的严重后果，引起大会的一片喝采。又有谁知道，这位原交通部副部长是冒着被开
除党籍的危险，到政协大会上讲这一番话的，而且七十二名代表都以党籍和委员资
格为其担保。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１９８６年下达文件，决定开展对
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新闻界对彭德大闹政协和其发言内容却只字不予报
导。在三峡工程决策的大年记中，有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上马，紧接着
就是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人们搞不清为什
么国务院已经作出决策，两年之后又要回过头搞可行性研究，否定自己在两年前的
决策。这里就缺少了彭德大闹政协一幕，缺少众多政协委员对国务院草率决策的反
对。彭德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后被撤消了政协代表的资格。

　　１９８８年底１９８９年初，三峡工程论证进入结尾阶段，工程论证中压制不
同意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协委员周培源、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彭
德、侯学煜、陆钦侃等人分别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陈述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如果说收集在田方和林发棠两书中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上来讨论三峡
工程，如防洪效益、发电效益、对航运影响，移民问题，生态环境、工程的安全问
题，那么１９８９年的收集在戴晴一书中的文章，则强调民主决策问题。孙越琦等
人指出：三峡工程论证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由原水电部领导组成的三
峡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
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贯主战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在领导小组下
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四个组也
是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进行具体工作的十四个工作组组长全系水电系统的
同志。这种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言堂。会上虽然有不少不同意见，但总结时总以绝
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的三峡工程一切都
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点进行反驳，民主空
气是很不够的。王兴让认为：这么一件大事，论证了若干年，争论了若干年，已经
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充分考虑各种不同意见，进
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能否上马的问题，而是决策要
经过什么程序（是公开的、民主的还是封闭的、主观的）的问题。

四、长江三峡反对派策略上的错误

　　全国政协中反对三峡工程的占多数，但是为了不触犯龙颜，委员们不是以反对
派的面目出现，而是策略地以三峡工程缓建派的身分出现。周培源孙越崎多次上书
中央，都是要求中央缓建三峡工程。他们认为，只要时间拖得越长，三峡工程上马
的希望就越渺茫。

　　在全国政协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委员，是侯学煜教授。他认为，
从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问
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几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其次才
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工程的经济问题，以及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缓上三峡工程的理
由，只能是工程造价太高、资金筹集困难、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河流流域的开发次
序问题等等，而对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则不可能提出充分的论据。因为无论
早建和缓建三峡大坝，工程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社会问题，本质上不会有
很大的区别。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策略上的大错误。因为三峡工程的支持派，正是利用
了缓建派的弱点，在投资问题上搞手脚，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提出早上要比晚上节
省三分之一的投资，早上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超过晚上方案；同时支持派诡
谲地提出，工程何时上马这个问题，决策时不作讨论，而由国务院视条件是否成熟
、国力是否能够承担来决定，因此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三峡工
程提案，既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而是个没有上马时间的决议。但就在批准的第二
天，即４月４日，国务院公布了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淹没区的范围，１９９２年１１
月１５日施工队伍就进入了三峡大坝工地，尽管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日期是１９９
４年１２月１４日。以周培源孙越崎为首的三峡工程的缓建派，由于策略上的错误
，失去反击的机会。

五、不合作的态度

　　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政协委员
均受到牵连，从那时起，他们就失去了在公开场合评论三峡工程的权利。

　　１９９３年，许多反对三峡工程的政协委员（主要是来自共产党的委员）在政
协换届时，失去代表资格，只有来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仍然保留了代表资格。

　　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为三峡工程的民主决策而作出努力和贡献的政
协委员们，无论是来自共产党的，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都被一笔勾销了。无论是
在孙越崎的百年寿辰的贺词中，还是在周培源、孙越崎的盖棺定论的悼文中，都没
有提到他们在三峡工程决策上的作用。就是在全国人民政协工作总结中，对政协委
员参与三峡工程的工作，也只提到：不少委员提出，三峡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应在开工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对移民问题、环
境问题、工程安全问题、泥沙问题、防洪问题、航运问题、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
则只字不提。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这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一直沉默着。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江泽民和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认为
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对长江水情最为了解的陆钦侃工程师再也按捺不
住了，打破了十年的沉默，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采访，针锋相对地指出，１９
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更是人祸。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的来水量，并未超
过１９５４年，从洪水流量来看，刚超过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尚未达到二十年一
遇。

　　陆钦侃还指出，即使三峡工程建成了，对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也起不了大作用
。陆钦侃最了解三峡工程的设计，当三峡工程坝址处遇到五年一遇的洪水，入库洪
水量为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经三峡大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为５６７００立方米
／秒；当遇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入库洪水量为７２３００立方米／秒，经三峡大
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仍为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７日，大坝下
游的沙市水位达到海拔４５．２２米，创历史最高记录，而当时洪峰最大流量为
５３７００立方米／秒，还小于三峡大坝的设计出库水流量，三峡如何能起作用？
何谓人祸？以李鹏为总理的中央政府忽略对长江堤防的维修加固，是造成１９９８
年长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

六、民主监督

　　全国政协对国家决策提建议、作批评，是一种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权力并不是
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协和政协委员的，因此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赏赐的。１９８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提到要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方针，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的文件中。宋朝诗人陆游曾
写过这样的诗句：“近闻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可见今日中国的制度，
与陆游的时代相差不多，皇帝下诏让你说，你就可以说，否则，你就不能说。

　　政协委员对于这种没有法律保证的监督权力，当然是不满意的。１９８９年１
月，全国政协通过了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
，自己赋于权利：

　　条例第六条规定：政治协商一般应在决策之前进行；

　　条例第十条规定：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力应得到保护，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各
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其它形式
的协商会议，一般应作新闻报导。

　　从这些条例规定中可以看到，政协委员把在三峡工程争论中所学到和争取得到
的东西，尝试用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依赖皇帝下诏通言路；同时也要看到
，政协委员给自己赋权这些作法还是相当幼稚的。

　　全国政协往往被一些人看做是“政治花瓶”。在三峡工程争论中，许多政协委
员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其胆量和学识，令人敬佩。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对三峡工
程的批评而失去了委员的头衔，但是每年全国政协开会，对三峡工程的批评提案依
然不断。

　　“六四”后反对派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政协委员谢冰心又领头站了出来，对三
峡工程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进行批判。

　　三峡工程，用中国话来说是一项树碑立传的工程，用外国话来说是一项形象的
工程，它的立项上马不是科学民主决策的结果。

　　三峡大坝，由几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构筑物，只是集权和暴
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