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人物
《瞭望》文章:走向平静的高阳镇
发布时间:2020-12-31 01:54:12

“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王显刚自问自答:“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他对本刊记者说:“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镇上干部答复:“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王书记说: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第一条建议是: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但出路总会有的。”


(原文最初发表于: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