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对“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昆明中院经审理认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

这是中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前，民间环保组织“野性中国”、“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自然之友”一起，曾向原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建议暂停红河流域水电项目，挽救濒危物种绿孔雀最后的完整栖息地。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8年4月号，曾就澜沧江支流罗梭江上游的回龙水电站对热带雨林和野生鱼类的影响，作过专题报道。笔者为这期专题报道写过一篇关于水电弃水的文章，想要用数据说明，在水电过度开发已导致大量弃水的背景下，一些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的水电项目，其实并不具有能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现将该文在微信公号转发，供读者参考。

这是笔者为《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8月号写的另一篇短文的截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西部水坝分布的基本情况，用不同颜色的短线，表示建成、在建、规划的大坝。图中只将当时已建成的大坝标出了名称，而且这只包括大河干流及部分支流，许多已完成梯级开发的支流尚未标示。

澜沧江是云南境内因水电梯级开发，几乎被“斩尽杀绝”的自然大江。从滇藏交界附近的德钦古水向下游至靠近中缅边境的景洪橄榄坝，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干流完全被13级首尾相连的水电站所占据，其中有6级已建成，有7级在建。此外，梯级水电开发绝不仅限于干流，而是遍布各支流的全流域梯级开发模式。因对热带雨林生态、野生鱼类产生严重影响，最近倍受关注的回龙山水电站，即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澜沧江左岸支流罗梭江上游的小黑江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水电的过度开发，中国占据头两位的水电大省——四川、云南（截止2017年末，四川、云南的水电装机容量分别为7564万千瓦、6186万千瓦，分别占两省总装机容量的80%以上和70%以上，两省共占全国水电装机容量的比例超过40%），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弃水现象，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水电建设项目的质疑。

在水电站的运行中，当水库里的水不经过发电设施产生电能而下泄，而是直接通过泄洪设施下泄，而则称为弃水。弃水如果是因为泄洪、排沙、检修等原因，则称为“自然弃水”；如果是因为没有用电需求、电力无法外送而产生的弃水，则称为“非自然弃水”。

非自然弃水还包括调峰弃水和装机弃水，前者指因电网的日常调峰导致的弃水；后者指因缺乏市场需求不能按装机的实际发电能力发电而导致的弃水。装机弃水包含了调峰弃水，装机弃水更能真实地反映水电过剩现象，目前公开披露的数据，有不少只是调峰弃水的数据，已经非常严重，而实际情况往往更严重。

本世纪以来，川滇两省水电行业的弃水现象，伴随着水电开发“跑马圈水”的疯狂“大跃进”，自2010年开始显现，弃水电量逐年增加，形势日益严峻。

2017年，四川水电装机容量达到7564万千瓦，但同年四川的省内最大用电负荷仅为3302万千瓦。

2012年至2015年，四川水电的调峰弃水电量分别为76亿度（度，即千瓦时）、26亿度、97亿度、102亿度。2016年，四川仅“省调”水电机组的装机弃水电量就超过380亿度。（注：电力调度分为四个层级：国家电网电力调度中心（国调）、西南电网电力调度中心（网调）、四川省电力调度中心（省调）、地方电力调度中心（地调））

2017年，云南水电装机容量达到6186万千瓦，全省总装机达到8905万千瓦，但省内用电加上向外省送电的最大负荷不到5000万千瓦。

2013年至2015年，云南省水电调峰弃水电量分别为50亿度、168亿度和153亿度。

2017年，云南全省装机可发电量超过3627亿度，而省内用电和外送计划用电仅约2469亿度，全省电量富余约1100亿度，其中水电富余电量约550亿度。

550亿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三峡水电站的年平均发电量约为880亿度，也就是说云南水电的年弃水电量约相当于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的62.5%，约相当于11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闲置。

如果按照当前国内水电价格平均每度3毛钱计算，意味着云南水电2017年损失约165亿元的产值。如果把2017年四川和云南弃水电量加起来，它已大大超过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换句话说，川滇两省每年的弃水电量，相当于超过三峡电站发电量的大量机组被闲置。

云南、四川这样的水电大省，大规模地开发水电，本来就不是由本省全部消纳，而是在“西电东送”的考虑下，要向东部省份输出。但在近十几年来西部水电大开发的同时，包括东部省份在内的其它地区也没闲着，火电、水电、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都在迅猛发展。即使云南、四川本身，其它形式的能源也在快速增长。加上近年来整体经济增长变缓，能源需求出现萎缩甚至负增长，东部省份接纳西部水电的意愿不强。因此，水电弃水，是包括水电过度开发在内的、全局性产能过剩的必然结果。

尽管电网建设不足、汛期枯期流量不均、负荷低谷时的调峰、其它能源形式挤占市场等等，也是水电弃水的因素，但水电过度开发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国家能源局的专项监管分析指出，水电快速发展与电力需求增长缓慢不匹配，是造成水电弃水的主要原因。

据国家电网统计，“十二五”（2011年至2015年）以来，四川水电装机容量年增长率超过20%，而在2013年至2015年，云南的水电装机容量的年均增长高达30%以上。相反，四川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逐年下降，2011年至2015年，每年分别增长13.07%、4.53%、6.46%、3.81%、-1.1%；“十二五”期间，云南的工业实际增速在5%之内，全社会用电增长也是逐年降低，其中2015年的增速仅为7%，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增长也大体如此。

2017年，云南在对外送电达到创纪录的1256.6亿度的情况下，弃水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且随着金沙江上的乌东德、白鹤滩等巨型电站的建成，云南将在2020年左右迎来一个新的水电投产高峰。把水电消纳寄托于向邻近国家出口也同样不现实，2017年云电向国内及国外外送的1256.6亿度中，送越南13.2亿度,送老挝0.33亿度,送缅甸0.84亿度，合计14.37亿度，不及云电外送的一个零头。

在装机增速远大于用电量增速、消纳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云南、四川的水电面临“投产即遭弃”的尴尬。

根据2016年中国水电学会的调研，国家四大水电基地——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以及澜沧江的20余座大型水电站，有效水量利用率和有效水能利用率不到80%，有的电站甚至不到60%，2016年川滇两省的实际弃水量已超过800亿度。仅国电大渡河公司投产运营的电站，2013年至2016年，累计弃水损失电量约140亿度（不包括正常泄洪弃水损失），其中2016年弃水损失电量即达74.5亿度。

四川雅砻江中游规划了总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的7座电站，因设想的东部省份受电市场并无接纳意愿，不仅尚未开工的电站不能启动，已动工的两河口、杨房沟电站的电力消纳亦无着落。

在谈到水电弃水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负责人承认，弃水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市场问题，过去有人总说，电力要超前发展，但从目前状况来看，还是要合理发展。

面对水电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局，水电行业的相关人士常常以水电是清洁能源为名，要求国家行政干预，限制火电，保证水电的消纳份额。

殊不知，一方面这不符合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改革趋势；另一方面，因资源秉赋，煤电仍将长期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形式，而且目前火电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相对于一年8760小时而言），在各类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都持续下降的形势下，也一降再降，在2015年创下了47年以来的最低值，压缩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而更重要的是，水电是清洁能源的陈旧认识需要纠正。从水电对河流流域及近海的生态环境、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巨大负面影响来看，它完全不能被称为清洁能源。这一点，在世界水坝委员会2000年推出的科学报告中已有明确说明。即使从温室气体排放来看，相对于原来自然河流的本底排放，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总是增加的。

因此，水电开发一方面需要符合市场的需求，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的滥开滥取；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环境保护的严格限制，充分认识河流及水资源的综合价值与功能，而不仅仅是水力发电的价值与功能，彻底摒弃把自然河流完全人工渠化的全江全流域梯级开发模式。

在目前水电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正是关停那些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水电项目、修正水电开发规划，调整结构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损失、偿还欠账的最好时机。

2016年7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加强中小水电开发管理的意见，提出要保护环境、生态优先，进一步提升河流生态环境质量。原则上不再开发建设25万千瓦以下的中小水电站。

像澜沧江流域的罗梭江、红河流域的戛洒江等等大江支流上的中小水电站，在云南水电严重弃水的大背景下，没有任何能源需求上的经济可行性；另一方面，在前期施工中，这些电站违法违规，对自然保护区的诸如珍稀鱼类、绿孔雀、珍稀植物等许多物种及其栖息地产生了严重威胁与损害，理应及时叫停并进行环境恢复。

2017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水电站关停退出整治的举措，可作为云南处置类似的水电项目的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云南省能源局、四川省能源局、相关行业协会、以及诸多媒体公开发表的数据，其中一些数据因来源不同会有出入，笔者采用时有所选择，但数据的选择并不影响水电产能严重过剩这一基本事实。）

补记：

上文数据截止到2017年底。目前，笔者尚未查到2018年至2019年，四川、云南水电弃水的详细数据。有报道称，这两年川滇两省的弃水电量都有明显减少。但公布的数据，只是调峰弃水或国调机组弃水的电量。

据有关分析报告，2018年6月进入丰水期以来，四川的省调机组外送电量较计划减少17.6%，较同期减少21.5%,即使省内用电量有所增长，但省调水电机组发电量仍然同比下降6.1%，弃水电量不降反升。有业内人士估计，2018年四川弃水电量可能突破600亿度。

另据报道，按照四川电力外送通道的分配：国调水电优先，省调水电仅能利用剩余的外送空间，外送电量减少导致的弃水将全由省调水电承担，而国调的弃水电量将不会明显增加。

由于近两年水电产能的增长仍然高于用电量的增长，所以供大于求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尤其在2021年左右，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双江口等新投产的巨型水电站，都将面临电力外送消纳的问题，且不说是否有相应的外送市场需求，仅这些巨型电站的外送通道建设和投运，也需要4至5年时间。有分析认为，2023年前四川水电弃水问题难以有根本改善，而且随着新投电站增加，弃水问题将更加严重。

（原文发表于： 2020-03-23）